李约瑟的生平及其贡献-【xinwen】

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1900—1995）博士最近逝世。他的逝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言是个重大损失，我们因此感到悲伤。该文介绍他一生各阶段的活动和工作以及他对发展生物化学、中国科学史和中英友好事业的贡献。特别讨论了他从三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皈依过程和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义。我们还指出，李博士的形象和精神为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李约瑟思想是科学史领域中的宝贵理论财富。最后，作者谈到过去二十多年来与李博士个人交往中所得到的感受。关键词　李约瑟，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史》Abstract Dr.Joseph Needham（1900—1995），an outstanding British bi-ochemist,authority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culture in China and faithful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had l-eft us recently.His death is a great loss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and thus makes us very sorrowful.Here an account is given ab-out the activities and work of every period of his life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ochemistry,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to the cause of Sino-British frien-dship.The process of his conversion to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sin-ce 1930s an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his monumental work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are especially discussed here.We point out that Needhams image and spirit provieded us a ready-made exam-ple which is worth learning.Needham Thought is a valuable theoritic-al wealth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Lastly,the author t-alks about his feeling obtained from his private association with D-r.Needham　during past more than 20 years.Key words Joseph Needham,China,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1995年3月24日晚8时55分，在剑桥大学校园区内一位当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闻名全球的英国杰出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眷念的深情离开了我们。几个月前，他曾经来信说，他近来身体欠佳，患了“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即震颤性麻痹，而且已经说不出话了。从他签名可以看出写得比过去吃力，将有的字母堆写在一起。剑桥传来的消息也说，李约瑟在世的日子恐怕不多了。虽然大家事先已有了思想准备，但他的突然过世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仍然引起悲伤，因为他受到大家的敬爱，知己遍天下。他太热爱中国了，3月23日还让人朗读有关中国的资料[（1）].他虽已说不出话，但料想临终前口中还要念出China,China,才能合目。他的过世对他的第二故乡中国来说，同样是个重大损失。李约瑟字丹耀，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英国原名为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的知识分子家庭。他早年攻习生物化学，在剑桥大学冈维尔-基斯学院（Gonville & Gaius College）投师于英国近代生物化学之父霍普金斯爵士（Sir Prof.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1861—1947），1922年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继续深造。他的第一项独立研究是探讨神经病的生物化学机制，首次在生物化学与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之间架起桥梁，接着研究生物化学与胚胎学之间的关系，架起了学科间另一座桥梁[（2）] .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扩大了生物化学的应用范围，导致新的边缘学科的出现。由于这些研究，他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双学位。1924年选为学院研究员，留职母校，同年与多罗西·莫伊尔（Dorothy Mary Moyle,1898—1989）博士结婚。李夫人后来也在四十年代随丈夫来华，汉名李大斐，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大斐擅长蛋白质化学，而李约瑟集中化学胚胎学研究，1931年出版三卷本经典著作《化学胚胎学》（C-hemical Embryology），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这是李约瑟前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1933年任副教授，1941年先于李大斐两年当选为皇家科学院院士。1920—1940年间他除授课、作实验研究外，还发表许多有关生物化学和科学哲学作品，而科学史也成了他研究的另一热点。1931年发表《胚胎学史》（History of Embryology），成为这门科学历史的第一个作者。他还是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发起人。30年代以来，李约瑟不仅是杰出生物化学家，还是有进步世界观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问题专家。如果他继续沿着生物化学的路子走下去，他很有可能是另一个霍普金斯式的人物。然而命运却为他作了另外的安排，使他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放弃原有专业，从20世纪最新一门自然科学转向全新的主攻方向，即对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探讨，从而在后半生与东半球另一端的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促使李约瑟专业大转变的主要因素是1937年三名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的到来。李约瑟一家从未与中国有联系，他对中国了解不多，但在与中国同行相处时发现他们研究科学的智力与他一样。其中鲁桂珍（1904—1991年）对他影响最大，鲁出身于医药世家，祖籍湖北蕲春产生过大科学家李时珍（1518—1592年）。鲁本人对本国科学遗产有相当了解，能从近代科学观点评价古代科学成就，李约瑟听后感到吃惊，这成了他们经常交谈的话题。鲁桂珍向李约瑟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古代有不少科学发现与发明领先于基督教文明。这激起他对中国及其科学文化史的兴趣与好奇心。他开始阅读有关中国读物，并被这个古老的东方异国文明深深吸引，终于导致在思想上对中国文化的皈依，从37岁起发誓学习汉语。两年后，鲁桂珍与他联名写出《中国人对食物疗法的历史贡献》[（3）].这篇论文把李约瑟第一次引入中国科学史领域，他们商定今后共同写一本中国科学史著作。因此可将这篇论文看成是多卷本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初的“胚胎”[（4）].二战爆发后，李约瑟于1942年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率其他科学家来中国肩负援华使命。这是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以来第一次由科学院院士率领的西方职业科学家代表团以科学交流为主旨的来华访问，具有历史意义。李院士先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继而　在重庆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当时正是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该馆负责向受日军封锁地区的中国科技机构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信息，沟通中外科学技术。李约瑟与中国人民共度战时艰苦，他主持的合作馆在中、英科学家努力下作了许多有益于中国战时科学发展的工作。由于李约瑟的贡献，他被选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外籍院士。在华期间他在13个省份作了广泛旅行，与各界人士交往，从国共双方军政要员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尤其结识不同专业的学者，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促使他全面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在华活动都载入他们夫妇1948年在伦敦发表的《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及《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二书之中。他还像战时记者那样将在华见闻报道于伦敦《自然》（Nature）刊物上，并向BBC电台寄去广播稿，让西方了解中国。李约瑟通过在华考察和研究，早在四十年代已较准确评价中国传统科学成就，他后来在《中国科技史》各卷中阐述的基本观点，都萌发于此时。在这期间他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把中国看成第二故乡，从那以后直到他临终前都一直关注并热爱中国。在所有关键时刻他都挺身而出，发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而不管自己在西方处境如何困难。他不愧是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忠实朋友。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应联合国教育与文化组织总干事赫克斯利（Julian Huxley,1887—1975）之邀，前往巴黎负责筹建科学处，成为首任处长，从而使该组织扩建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使他从巴黎行政事务中脱身而编写中国科学史，1948年鲁桂珍从南京来接替他的工作。分手前二人又讨论了科学史课题实施方案，相约下步工作在剑桥全面展开。李约瑟返国后，迅即投身写作。从事这项困难的工作，要有中国同事与之合作，但鲁桂珍远在巴黎，遂请当时在剑桥的王铃先生参与前三卷写作，他们于1943年在重庆已认识了。第一卷总论于195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李约瑟后半生另一历史丰碑业已奠基。出版社从发行角度考虑，将书名称为《中国之科学及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但作者仍偏爱《中国科学技术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这个书名。最后，采取中、英文本用不同书名的折中方案。1956年第二卷问世，王铃于次年赴澳大利亚，李约瑟身边没有帮手，而下一卷就要上马。这时鲁桂珍辞去巴黎职务，移居剑桥。我们不要忘记，五十年代正值东西方“冷战”时期，李约瑟的杰作初问世时，一度受到非难，甚至被扣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帽子，当成“共产党嫌疑分子”。但人类的理智终究要战胜政治偏见，他在书中列举的事实胜于雄辩。自第三卷出版后，在东西方各国获得热烈称赞，他的处境也有改善。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起组织英中友好协会和英中了解协会，并自任会长，在推动英中友好事业中作出重要贡献。1952年重返中国，此后于1958、1964、1972、1978、1984年及1986年多次偕鲁桂珍博士访华。每次都会见老友、结交新朋，去各地参观访问、收集资料并作演讲。四十多年来除撰写大书外，还发表大量论文和专著，都与中国科学史有关。这些作品有的译成汉、法、德、日、意及西班牙文，风行世界。1966—1976年他荣任母校冈维尔-基斯学院院长，1971年选为英国文学院院士（FBA），一人身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科学院的院士，是少有的殊荣。1972—1975年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还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世界各国学术团体和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学衔不计其数。1972—1990年他任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改为李约瑟研究所后又任所长。如前所述，杰出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1937年突然发生信念上的皈依。他形容这种思想转折时写道：Then came my conversion,a word I use advisedly,because it was a bit like what happened to St.Paul on the road to Damascus（“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这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他这里借用《圣经·保罗全书》中的典故，内称虔诚的犹太教徒和法利赛人扫罗（Saulos）有一次前往大马士革搜捕基督教徒，半路上忽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圣光中显现，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于是改宗，易名为保罗（Paolos），转而成为传播基督福音的使徒。我们要领会李约瑟这一比喻的份量和内在含义。正因为有一种精神力量的驱使，他才50余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于中国浩瀚典籍之中。当然这中间没有什么灵光显现，主要是李约瑟深深陶醉于鲁桂珍最先向他介绍的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之中，决心充当向西方世界传播这一古老文明的使者，他成了新时代的圣保罗。与那些对中国文明持肤浅之见的西方人相反，在李约瑟看来，中国像古希腊一样有巨大科学财富，而且中国科学遗产是个绝对的金矿[（5）].他指出，从公元后一千五百年漫长时间内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欧洲和任何其他文明。他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目的是澄清对中国科学的疑惑，打破无知，消除误解，还历史本来面目。同时他决心在后半生全面发掘这个科学金矿，为人类提供一笔精神财富。他认为自然科学不是欧洲人独有的，其他民族尤其中华民族在这方面也有贡献。他写此书另一目的是把人类各个文明都沟通起来，用事实说明各文明的科学有如江河，最终都流归近代科学的大海，而非分道扬镳[（6）].他还认为人类在科学上的统一，预示全世界走向天下大同的未来之路。在写作过程中，下列问题始终在李约瑟脑海中盘旋：1.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　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2.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中国都有哪些成就，其贡献如何？3.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这些问题被科学史家称为“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7）],吸引各国学者深思与求解。可以说他的中国科学史课题计划就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制订的。按总体规划，全书要写成七大卷、五十章，作十六开本，有的卷再分若干册，总共35册，一千多万字。卷一总论，卷二论中国科学思想及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卷三为数学、天文学及地学，刊于1959年。卷四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分三册，均出版。卷五化学及相关技术，分十四册，现已出八册。卷六生命科学及相关技术，共十册，已出前二册。卷七为全书总结，共四册，待出。最后还有总索引二册。参与写作的除主帅李约瑟及副帅鲁桂珍外，还有王铃、何丙郁、席文（Nathan Sivin）、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钱存训、库恩（Dieter Kuhn）、白馥兰（Francesca Bray）、黄兴宗、梅泰里（Georges Métailié）、傅汉思（Hans Vogal）、叶山（Robin Yates）、迪安（Albert Dien）、卜鲁（Gregory Blue）、卜正民（Timothy Brook）、郭郛等人，可以说是由英、中、美、德、法、加等不同国籍学者组成的“跨国军团”。这套丛书写作持续近半个世纪还未完工，可见研究中国科学史确是项巨大工程。李约瑟说，他写这部书必须健康长寿，才能胜任这一“持久战”。有幸的是，他生前已就未完成的各册作了部署，相信在2000年左右全书会　胜利出齐。已出各册正由海峡两岸陆续译成汉文本出版，而日本亦有日文译本问世。这部巨著是他穷五十多年心力在中国科学史探金事业中的艰苦劳动结晶，在世界上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对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历史总结。这是一项空前创举，为人类展现了一个过去知之甚微的新的精神世界，使人们从昔日中国科学金矿中看到无尽的知识宝藏。实际上这是一部体大思深、结构严密的有关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大百科全书。有史以来，我们还从未见过先前有任何著作像这部书那样对一个文明的科学文化史作如此广博而深湛研究的，筚路蓝缕，厥功甚伟。就凭这一点，足以使李约瑟名垂千古。李博士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来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他从比较观点考察中外科学交流，证明人类各文明区的科学技术不是彼此隔绝，而是相互沟通，因此他的书不只专讲中国，还触及古希腊、中世纪欧洲、阿拉伯世界、印度、巴比伦，甚至还有美洲印第安地区，他用一连串事实在中国与这些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他认为各个民族的科学创造力不分高下，都各有其贡献，但中华民族的贡献较为突出。虽说近代科学首先于17世纪在西欧兴起，但李博士表明，如果没有中国等其他文明区的科学注入，近代科学及工业革命便无从谈起。因而近代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为某一文明所独有。他在论证中国对世界科学贡献时，以崇敬和爱戴的心情捍卫了中国人对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优先权，将中国科学文化置于世界史中应有的位置，这就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种地位过去被严重贬低和误解。为此他应得到所有中国人的感谢。中国人民因有李约瑟这样的朋友而感到自豪。通过他这部书可以从中国科学史的视角看到世界科学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地区的文明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他按中国有机论哲学模式描绘的一幅世界科学的发展蓝图，也可说他的书是在世界科学发展中向各方向辐射并从各方向受辐射的一部动态的中国科学史。他在系统阐述中国科学成就后，自然进入解释这些成就何以出现的理论领域。中心议题是说明，当中世纪欧洲处于长期黑暗时代之际，为何中国能在亚洲发出如此灿烂的科技之光？与此相关连的是，当觉醒的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兴起近代科学时，又为什么传统中国科学没能实现这一突破？他从四十年代起便决心探讨这些难题。为此他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学史，理清各自发展脉络，找出双方异同点及优缺点，又从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等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语言逻辑、地理环境各因素影响，作内史与外史的交叉研究，导出一系列独到见解。他在中国科学史探讨中所发展的许多理论概念，对一般科学史而言也是有启发性的。自然，他的书也为各国学者研究本国科学史提供了范例。例如，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目前正酝酿中的多卷本中国科学史，即以李翁大著为楷模。《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李约瑟博士的研究填充了西方汉学中的空白，又弥补了世界科学史中的缺项。他是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通史的开山鼻祖和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这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治学严谨，考证精密，他所导出的结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系统整理并发掘中国科学遗产，使各国人易于理解和乐于接受，这项工作十分艰难。由于过去人们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而对中国科学成就严重低估，李约瑟的书将使很多人对中国重新认识并发生观念上的根本改变，这是用千军万马都作不到的。他在宣扬和传播中华科学文明方面的功勋，是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的，其影响将是持久的。可以说他这部巨著是20世纪世界重要学术经典。他已在当今国际文化史领域内掀起一股台风，横扫以往一切陈腐的中国观，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视。他的书在西方如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lol,1254—1324）游记当年出版时那样，帮助西方人大开眼界，看到旧大陆另一端东方大国令人向往的情景。但作为皈依华夏文明的新时代圣保罗，李约瑟主要充当向基督教文明传播中国科学文化的使者。另一方面，他的书在中国起到使亿万人精神振作、奋发进取的鼓舞作用，是当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可替代的教材。既然我们拥有那么多优秀的科学遗产，祖先作出那么多震撼世界的发明发现，通过我们现在这几代人的努力，一定会使祖国科学腾飞，步入世界先进之列，为人类再作重大贡献。这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也是李约瑟直到临终前一直坚信的。多年来他靠个人力量从事研究，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尽管财政拮据，但仍矢志不渝。大书能有今日规模，谈何容易。他夫人李大斐也以自己收入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七十年代后李大斐身体不好，后又卧床不起。李约瑟一边照料太太，一边紧张工作，以致他腿部关节炎一直无暇就医。1987年李大斐不幸辞世，李约瑟失去伴侣，而自己行动也越益困难。两年后他与鲁桂珍喜结良缘，也是命运为他们安排的最终归宿。但婚后刚两年，1991年桂珍又继而谢世，使约瑟受到又一次精神打击。此后他身体时好时差，已不能走动，靠护士照料。鉴于他的学术功勋，1992年6月，英国女王陛下授予他Companion of Honour勋位，意即荣誉勋爵。虽然如此，他仍希望人们称他为李约瑟博士。1990年九十大寿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这当然是他最愿接受的头衔。这意味着，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他象加拿大白求恩（HenryNorman Bethune,1890—1939）博士那样是亿万中国人的兄弟。1993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在这之前，他已被聘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名誉教授。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还与很多中国同行保持私交。笔者荣幸地与他有20多年持续不断的交往，愿在这里谈谈自己的感受。五十年代初我在大学求学时，对科学史发生兴趣，读他的作品后深感他作为外国人这样热情钻研中国科学史，（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我们华人更应如此，遂立志专攻科学史，因而他是我步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引路人之一〔另外两位引路人是日本的三枝博音（1892—1963年）博士和薮内清（1907年—　）博士——作者注〕。31年前，我第一次亲睹李约瑟博士的丰采，那时他在中科院历史所小礼堂作演讲。与他直接相识始于七十年代初，他在北京饭店与所内研究人员座谈时说：“我受芝加哥的钱存训博士委托要会一会潘吉星，并向他转达钱的亲笔信。”当他发现我恰巧坐在他对面时，我们就自然地开始了交谈。那时钱先生正执笔李约瑟的大书造纸印刷卷，而我也在研究造纸技术史。钱先生给我寄的几封信都被“工人宣传队”扣压，是李约瑟的来华才帮助建立起学术联系。我也因此与李约瑟直接相识，从这以后我们之间一直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所谈的内容照例是不同时间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科学史问题。有时互相提供对方需要查找的资料。七十至八十年代，我的不少研究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有的选题是他提出的，例如他说火箭史较难研究，因古书技术用语混乱，他一度“上过当”，把纵火武器当成火箭，他希望我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1981年我在美国作研究时便把这一课题列入日程，通过这项研究证实了李约瑟同一年在布加勒斯特国际会议上提出的火箭起源于12世纪后半叶的提法后，他很高兴。亲自将我在这方面的论文推荐到国际汉学刊物《通报》（T’oung Pao）上发表，表现出老一辈科学史家对晚辈的提挈。为使我有进一步研究的机会，1982年他邀我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工作。在他的支持下，我继续收集火箭技术史料，并扩写成一本书。在剑桥期间，每天与约瑟见面并交谈，目睹他的工作情景，深受教益。他很易接近，助人为乐，在生活方面热情关照，委托桂珍为我安排食宿。他不止一次领我去他所在的冈维尔-基斯学院熟悉环境，介绍与院长及其他学者认识。令人难忘的是，当我生日那天，约瑟特意将他和大斐签名的《科学史展望》（Changing Perspectiv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后来我向他表示想趁在英停留机会深入研究一下德国化学家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1834—1892），他表示支持，并建议去伦敦和曼彻斯特作现场考察，果然满载而归。在剑桥的日子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深感约瑟对我的指点和关怀，实际上是对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关切，体现了这位大学者的国际主义风范。在他那里工作的其他中国人，想必都有同感。回国后，为向国人介绍李约瑟、李约瑟思想和他的研究成果，我决心编译他的一本文集。他获悉后，迅速寄来三大包论文抽印本，亲自编号说明，还将手中仅有的旧日照片册借给我们制版，同时为《李约瑟文集》（1986年）写了序。出版后，国内外社会效益都较好。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86年他与桂珍的那次访华期间。桂珍要我陪他们去外地访问并照料约瑟起居，我们朝夕相处，格外亲切。这次旅行中，他以86岁高龄不顾旅途劳累，为核实一条史料，亲自登上四川大足海拔560米的北山右窟，当他在149号窟看到1128年宋代石刻物是现存最早的火炮实物资料时，激动得几乎跳起来。我们迅即作了素描、拍照、录下铭文。他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说：这个重要发现已来不及写入〔大书〕火药卷（1986年）了，我们只能以论文形式先行报道[（8）].离境前我在宾馆内帮他们整理行装时，注意到两位银发老人对中国仍难舍难离。桂珍有时眼含泪珠，说话有点嘶哑，约瑟心里也难过，他们说这将是最后一次故国重游。因此日程中安排约瑟去重庆再看一眼他工作过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旧址，同时去蕲春看看桂珍的祖籍面貌。未料在上海虹桥机场送走他们之后，再没有机会见面了，只能借书信往来。1994年夏，我因病住院，在病床上接到约瑟来信，他安慰我并希望手术成功，再一次体会到他的温心。如今，往日经常相聚的大斐、桂珍和约瑟均已先后作古，想起怎不断肠。20多年来约瑟对我的帮助太多了。最大的感受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从他的作品和谈吐中表现出来的李约瑟思想、他的治学精神、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做人的风范和对中国的热爱，是我这一生都学不完的。由于他在推进中英友好和了解方面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对中国人民一贯保持深厚友谊，对中国科学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名字和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史册。这位英国伟大学者的形象和精神将激励我们后人继续攀登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史的高峰，在他身后会有更多的人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约瑟作为我的知心朋友和导师，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参考文献（1）　姜岩等·李约瑟博士最后的日子·人民日报，1995年3月27日，第6版（2）　Lu Gwei-Djen.The first half-life of Joseph Needham.Explo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ed.Hu Daojing,p-p.1—18（Shanghai,1982）（3）　Lu Gwei-Djen & Joseph Needham.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ietetics（1939）。Isis,1951,（42）17（4）潘吉星·杰出的女性鲁桂珍博士·《中国科技史料》，1993,14（4）：58（5）　Joseph Needham.Foreword for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Joseph N-eedham in Chinese translation,ed.Pan Jixing（11 January 1985）（6）　潘吉星·李约瑟——沟通东西方各民族与科学文化的桥梁建筑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3:59—74（7）　Bynum W.F.et al.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London:Macmilln,1981 p.295（8）　Lu Gwei-Djen,Joseph Needham & Pan Chi-Hsing（Pan Jixing）。T-he oldest repre-sentation of a bambard.Technology and Culture,1988,29,pp.59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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